秒速赛车:教育行业迎来了“飓风级”的风口

  2018年7月的最后一周,香港联交所先后有博骏教育、希望教育两家教育行业公司挂牌上市,前者上市首日股价大涨21.61%,后者募资净额超过30亿港元。仅2018年,已有7家教育行业公司在交易广场敲钟。在A股趋严、港股开放的当下,教育行业迎来了“飓风级”的风口。

  在K12、学前教育、早教等细分赛道的领跑者把握上市窗口期的时候,同在行业风口上的民办培训机构[1]的定位却稍显尴尬。

  囿于法规限制,民办培训机构的定位和监管都非常模糊。全国布局的民办培训机构对此感受会非常明显:A地的培训中心归工商部门管理,B地却推给了教委,C地的教委很可能要求先办理办学许可证;好不容易按照各方要求办妥了一道道手续,最后登记下来的经营范围里还不能有“培训”。从我们接触过的项目来看,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。

  虽然颇有些“爹不疼、娘不爱”的意味,但在“课后三点半”等政策支持下,民办培训机构无疑是教育行业的富矿。秒速赛车:教育行业迎来了“飓风级”的风口而对于这些资质优良的公司,如何理解监管逻辑,合法合规开展业务?怎么选择合适的路径上市?市场上参谋者众,声音纷杂,其中也不乏可能把路带偏了的选手。

  本文不求拨云见日,旨在基于对法律法规的理解、对市场案例的梳理和我们的过往经验,提供相对中肯而客观的观点,供从业者参考。

  [1] 广义的民办培训机构中,包括主营文化教育(例如K12课后辅导)、主营职业教育和资格考试和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培训机构。根据相关法规精神,我们倾向于认为,以业务内容区分,前两类的“培训机构”更类似其相应类别的教育机构,而素质教育类的培训机构,才是传统意义上最典型的民办培训机构。因此,本文取狭义解释,民办培训机构主要指从事素质教育的培训机构。

  2003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(“《民促法》”)出台以来,民办培训机构长期以来适用的规定都是8个字——“由国务院另行规定”。

  2003年和2013年的《民促法》中,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划归教育部门管理、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划归劳动部门管理,而“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,由国务院另行规定”。

  国务院的另行规定持续难产,《民促法》又并没有明确将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划归工商部门管理。无法可依的情况下,民办培训机构只能被动适应各地工商、教育甚至劳保部门的要求。

  2016年《民促法》的修订也并未带来好消息:新《民促法》删除了关于民办培训机构的内容,同时对于《民促法》适用范围、民办学校的范围等相关表述均未作修改。

  《民促法》适用于“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,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,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”,同时:

  2003年和2013年《民促法》将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,让其监管由“国务院另行规定”,实际上将“教育机构”和“民办培训机构”做了区分,“民办培训机构”不属于“教育机构”;

  2016年《民促法》删除“民办培训机构”相关表述,却并未更改“教育机构”的定义,因此2016年《民促法》语境下的民办学校依然包括“依法举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”,那么“其他民办教育机构”是否包括“民办培训机构”?

  新《民促法》露面后,不少从业者包括同行认为,民办培训机构从此包括在民办教育机构的范围内,并以2016年底出台的《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(“《实施细则》”)作为补强证据:《实施细则》构建了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监督管理机制,并在第四十九条规定“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参照本细则执行”。

  但我们理解,不管是从放松限制、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趋势,还是从新旧法律的沿革和表述来看,都无法从2016年《民促法》得出“培训机构属于民办教育机构”的结论。同时,《实施细则》作为《民促法》的部门配套政策,只能在《民促法》的范围内对操作层面做出具体规定,在没有上位法作为依据的情况下,要求培训机构参照民办学校(即教育机构)执行,事实上增设了行政许可,违反法律规定。

  遗憾的是,或许是本着从严监管的心态,各省市出台的配套规定中,对于“参照”多还是理解成“比照执行”。类似重庆市艺术类培训机构办理营业执照时,被工商和教委相互推诿的现象屡见不鲜。

  国家层面的法律语焉不详,地方规定各异但普遍严苛,在促进民办教育的大旗。

相关文章

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

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